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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容、对话与宗教中国化
                    作者:史纪合    文章来源:河北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研讨会论文集    点击数:633    更新时间:2017-9-18         ★★★

                      内容提要:宗教中国化是一个复杂的工程。要引领或促进中国化发展,首先要明确我们的宗教政策。本文认为,我们应该采取一种包容的宗教政策,接受各宗教长期存在的事实,承认宗教与主流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态差异的存在必然性和合理性,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开展与宗教界间的积极对话,激发各宗教内中国化的冲动和活力,是促进宗教中国化的有效途径。

                    一、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宗教政策

                        我们可以把历史上存在的政治对宗教的态度总结为以下四种:禁绝、宽容、自由、神道设教。

                    有些政权对宗教或某些宗教采取禁绝的政策。中国历史上的“三武灭佛”是禁绝佛教或外来宗教,而文化大革命是禁绝几乎所有宗教。在西方历史上,也发生过某些宗教的禁绝政策,甚至诱发血腥的宗教迫害和宗教战争。这些宗教禁绝个迫害,有些是出于政治或经济动机,但是不可否认,许多是出于情感上的宗教“嫌恶”。

                        1689年英国思想家约翰·洛克给其友人写了著名的《论宗教宽容》信件,但宗教宽容政策并不是起始于近代英国??矸阂庖迳系摹白诮炭砣荨贝嬖谟谌死嗬飞系闹诙嗍逼?。而最为典型的宽容政策是伊斯兰教对待治域下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希米”制(dhimmi受?;と耍┖?688年光荣革命后的英国,也就是洛克所论证的宗教宽容政策。严格地讲,这种宽容应该表述为“有限宽容”或“有限自由”政策。在允许异己宗教信徒保持其宗教信仰的同时,仍然对其宗教实践和社会生活有非常多限制措施。比如,在阿拉伯帝国时期的基督徒必须要缴纳人头税,不允许在宗教场所外进行传教活动。在十八世纪初的英国,不信国教者被剥夺从政的权利。相对于宗教迫害,有限宽容或“有限自由”已经是很大的进步,尤其是十八世纪英国,是对十七世纪欧洲血腥宗教仇杀的反思基础上的,更多体现为一种政治政策。

                        十九世纪以后,宗教自由日益成为宗教政策的“标准版”。最被为广泛的引述的三个法律文件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congress shall make no-law respecting establishment of religion,or prohibiting the free exercis-e thereof.”《世界人权宣言》第十八条世界人权宣言(1948)第十八条“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或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八条的相关表述。当代世界各国宪法中大多复写或部分复写了上述文件的内容,作为本国宗教政策的基本表述。

                        “神道设教”被用来指中国古代传统的宗教政策,统治者利用宗教作为社会教化维系礼制纲常的工具。汉代以后,中国社会中出现独立于封建政制社会以外的道教、佛教等体制化宗教,封建政权也仍然是以神道设教为准则处理宗教事务,要求这些宗教可以起到神道设教的辅助作用,否则就被视为不是邪教就是淫教。

                        1982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十九号文件)确立我国当代宗教政策的基本原则,后来形成了所谓的四句话:“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痹?016年5月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又提出“宗教中国化”的战略。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的表述是全面的,清楚明白的。但是我国宗教工作的现实情况是非常复杂(五十年代就有所谓“五性”的理论),宗教工作和政策执行又要受到历史惯性和国际思潮的影响,在一些理论上还存在模糊,乃至混乱的地方。

                        建国后,无论是对五十年代对民间会道门的打击还是六十年代对宗教活动的彻底禁绝,我们采取的是对宗教敌视、不宽容甚至迫害的政策。把宗教视为大毒草,宗教界人士是牛鬼蛇神。这种政策虽然在改革开放后已经纠正,但是在有些人那里仍抱有严重的对宗教的敌视态度,这一方面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世俗人文主义精神有关,也与错误理解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尤其是对马克思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论述做出片面的理解与认识有关。有人仍然强调马克思主义科学无神论与宗教有神论的不相容。在有些人心目中,宗教至少是“愚昧落后”的。虽然从政治法律上对宗教进行限制打击已经不可能,但是在社会生活中仍然有很对“不可言说”的反感、嫌恶,对宗教活动进行非法规性的限制,一些信教群众的社会生活造成不便。另一方面,又出现对“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做出过于简单化的理解,要做出具体化的举措,指导宗教界在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社会慈善等方面做出贡献,甚至直接参与经济建设,颇有“神道设教”的遗风。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的政治法律体系,以及政法词语都是借鉴近代以来的西方理念和词汇。在宗教问题上,就是政教分离和宗教自由。这样的表述,不仅体现在宪法第三十六条,而且频繁出现在各种政策文件中。宗教信仰自由的政法表述,与宗教工作中的各种限制、“指导”形成反差。有些人以欧美宗教宗教自由政策为范本,攻击中国存在宗教压迫,要求落实宪法宗教信仰自由的公民权利,或者攻击宗教管理部门对不同宗教厚此薄彼。而有些人说我们宗教信仰自由的表述仅仅是应付国外势力批评的,认为我们对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没有诚意。

                        前述,当代世界宗教政策表述基本都是以政教分离和宗教自由为标准版本。这是近代欧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确立的原则。其理想范式包含两个内容,第一原则是政治(国家政权)在宗教事务上的价值中立,以避免近代早期欧洲出现的宗教迫害和宗教战争。这种观点认为只要国家政权支持某一个宗教,就难免对其他宗教进行限制,甚至迫害。第二原则是宗教信仰是基本公民权利。有人认为任何对人民宗教生活的干预都是对公民自由权利的侵害。正因此,有人怀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原则的中国共产党在宗教信仰自由上的诚意,并把国家对宗教活动任何规范管理视为宗教压制,甚至迫害。而我们国内党内也有些人认为既然党是科学无神论的,我们的世界观与宗教是对立,所以我们的宗教自由政策仅仅是阶段性或现时性,不可能是党的真实意图,也不可能是长期政策基础。所以他们在贯彻宗教自由政策时不会出于真心,而是应对性的。

                        因此,我们明确西方政教分离和政治中立的原则的形成是有其历史原因的,是为了避免近代早期出现的宗教战争和血腥迫害。他们认为要做到这一点,政府必须在各宗教间保持中立,正如美国式表述,既不支持也不禁止。同时,在政治哲学,这种观念也源自西方政治思想中古典自由主义的小政府(小政治)的理论,认为国家政权仅仅是维护社会秩序,即所谓守夜人。在文化上,价值观上不是国家政权应该介入的领域。但是,我们看到这种中立原则,即使是在其源生地欧美,也只能是一种理想状态。任何一个国家不仅是一个政治国家,还是一个文化的共同体,国家政权在文化上的中立是不可能,欧美国家在政治生活中也从来没有真正贯彻过。在当代政治学,这种政治观念越来越遭到质疑和批评。就中国来说,中国的国家政权一方面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思想原则的政权,同时国家政权还必须承担起维护发扬几千年中国文化传统血脉的使命。中国的国家政权不可能,也绝不可以在宗教文化等问题上,保持所谓的中立立场。

                        但是,执政党的科学无神论的世界观,国家政权的文化传统守护者的政治使命,与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并不冲突。我们现在经常讲“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文化自信”,但是自信并不是封闭,而是要坚持。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理论自信,但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国家作为文化传统的维护者,必须坚持文化自信,但是中华文化也从来不是一个封闭的文化系统。共产党坚持自己科学无神论的世界观,也并不能排斥外来宗教在中国的传播。宗教信仰一方面是国家保障中国公民的公民权利,另一方面,各宗教文化中都存在许多优秀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成果,值得我们欣赏、借鉴。

                        所以,当代我们宗教政策的基础,既不可能是中国传统的神道设教,虽然这种理念仍然有一定的影响;也不应该是源自西方的价值中立的宗教自由理论,而应该是一种“包容”的理念。我们有自己的占指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有自己伟大的文化观念传统,但是对于有神论的宗教,包括外来宗教,采取一种包容的态度。这种包容既不同于西方标榜的宗教自由,也不同容纳与限制并存在有限宽容,当然更不应该是工具化的神道设教。我们坚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主导地位,所以不是西方式的宗教自由,我们承认宗教生活对宗教信众的本有价值,所以不是把之工具化利用。同时我们也要清楚,这种包容的理念虽然与古代罗马式的包容或中国盛唐的宗教包容有相似之处,但从本质上是不同的。它是一种应该是一种经过反思的现代文化精神和社会政策,因为它在坚持自己文化的主体性和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的同时,尊重信众宗教生活权利,承认各宗教的内在价值。

                        包容理念的宗教政策既考虑到了中国社会文化传统与当代中国政治实践状况,又结合了当代世界政治理论的新走向。以这种宗教政策理念处理中国当代的政教关系,既突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彰显中国主流文化传统的主体性,同时又给予各宗教以承认与接纳。同时,也避免了偏执地追随西方所谓“宗教自由”理论所导致的混乱和错位。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宗教中国化才有可能真正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二、包容宗教政策下的宗教对话与宗教中国化

                        包容的宗教政策理念可以为宗教中国化建立良好的社会环境(政治的和社会文化的)。而宗教中国化的实现必须在宗教交流与对话中完成。宗教对话是近年来宗教界和学界最热门的话语之一。汉斯·昆说“没有宗教间的和平就没有世界和平,没有宗教间的对话就没有宗教间的和平”。宗教对话可以分为狭义的宗教对话和广义的宗教对话。狭义的宗教对话指具体形式的宗教对话,比如会议交流、互相参观。广义的宗教对话指各宗教间文化交流的各种社会形式。宗教对话也不仅仅是宗教间对话,还包括宗教界与无神论的对话以及宗教内部的对话等等。宗教对话的进行不仅可以使不同宗教间(包括宗教与无神论和世俗人文主义间)互相了解,减少误解,消除隔阂,还可以使各宗教保持一种开放的社会心态,打破自我封闭的状态。大多数宗教都有向外宣教的热情,这种热情在特殊情况下甚至会演变为暴力强制皈依。但是历史上,宗教宣教大多还是在和平条件下进行。宗教宣教本身也是一种宗教对话。但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对话宣教纳新为目的,而是在于宗教间的理解。罗尔斯认为每一个宗教都是一种完备性的学说,然而在交流与对话中,各个宗教必须努力使别人在能听懂自己,不得不使用别人的语言和词汇。哈贝马斯称之为“翻译”。所以无论宗教是在宣教过程中,还是在现代的宗教对话过程中,努力让别人了解自己的过程,其实自己也融入别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宗教也丰富了自己。但是,如果这种宣教或交流机制被破坏,宗教受到周边环境的敌视、压制、嘲弄,宗教内这种“翻译”的动力将衰退,宗教日益走向封闭,与外在社会的隔膜加深,越来越打造一个仅属于其自我的神圣空间,如果是宗教少数人群体,将成为所谓的“特权贱民”。所以保持受到外在社会的尊重,有演说的倾听者,是保持这种“翻译”的内在动力的重要条件。

                        对话是一个双向的交流过程。言说和倾听是宗教对话首要的步骤。在这个过程中,言说者的虚假和自傲、倾听者的敷衍或冷漠也都将破坏对话的有效性。在宗教间的对话,宗教与主导政治意识形态的对话中,无论宗教界和政治意识形态都会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理,甚至是唯一真理,自傲排斥都将成为常见的现象。这在占主流地位的宗教或意识形态与居于少数派低位弱势宗教群体都有可能发生。主流群体在对话中的自傲将导致非主流群体的虚假和敷衍,并将非主流群体日益置于一个封闭自我?;さ淖刺?。所以在对话进程中,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或意识形态必须怀有包容的理念,赢得少数派弱势群体的信任,使他们保持开放的心态,从而促成宗教对话的有效进行。

                        在当代中国,促进也好,引领也罢,宗教中国化的主体是宗教界。各宗教的中国化,只有通过宗教界自身的努力才能完成,而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宗教把自己翻译成中国“现代语文”的冲动和内在动力。包容的宗教政策,不仅是政治上的包容,也包括社会文化上的包容。而政策政治上的包容对社会包容具有导向作用。在中国,各大宗教无论土生土长的还是外来传入,无论是在华2000年的还是200年,虽然有的宗教有上亿信众或几千万信众,但在中国都是文化上和信仰上的少数人群体,政治上的弱势群体。他们如果受到主流社会或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打压,可能走向对抗的心态,成为自我封闭的社群。社会包容,承认,接纳,对他们非常重要。

                        宗教的中国化,面对的是两个对象,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个是当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第二个是中国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确切的讲,是“现代化”的中国文化传统。对话也要在两个层次上进行,一个是有形的对话,一个是无形的对话。无形的对话是,是指宗教在传播的过程中,宗教信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与教外社会文化,包括政治体制之间的接触、交流与沟通。这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机制日常进行的对话机制。只要社会对宗教保持不敌视不迫害,宗教对社会采取非对抗的态度,这种层面的对话就在分分秒秒进行着。然而,作为宗教少数人社群一旦感觉到来自社会的敌视,甚至觉得自己在遭受迫害,养成一种受害者心态,对社会主流社会采取对抗,自我封闭以自我?;?,这种对话将受到限制,完全停滞是不可能的,但不会起到促成宗教融入主流社会的目的。有形的对话即有组织有目的进行的对话交流活动。在这个对话层面上,在当代中国主要是中国各级政府附设事业单位与体制宗教组织间的对话。

                        在当代中国,国家机关(政权)即是政治意识形态的拥有者,又是文化传统的守护者,同时,国家政权行为举止具有巨大的社会垂范效应。所以,国家政权的态度和行为在当代中国的宗教对话中占据了一个突出地位。然而占优势地位的国家政权在与处于弱势地位的宗教对话中,很容易沾染上被人指责为傲慢的态度,从而使宗教界完全处于一种被动的服从的局面。处于被动服从的宗教界做出的回应必然是敷衍。从而使得对话只是形式热烈而无实质内容。所以,基于包容的宗教政策理念非常重要。国家对待宗教给予承认、接纳的诚意,宗教界回报以信任和政治忠诚,并使得宗教界对整个社会文化采取一个更为开放的态度。所以在促进宗教中国化的过程中,国家不仅要做引领者,还要做一个对话中的倾听者、接受者。宗教中国化的主体是宗教界,政府不可能代为包揽操办。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作为对话进程中主导的一方,给宗教界只能划定基本路线,加以指导,并创造各种良好的社会环境,激发宗教内部中国化的内在冲动,保持自身强劲动力。

                        因此,引领或促进宗教中国化就是政府(国家政权)以一种包容宗教政策理念,在与宗教界对话交流的过程中,促使宗教增进国家和社会的信任,采取更为开放进取的社会心态,融入现代中国社会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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